《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自二零一二年實施，特區政府制訂《私框》的目的已於法律開宗明義表明，是為“提升教學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保障，以建立一支優秀的教學人員隊伍及保證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的教育效能”。當中，透過適當減少教師的授課節數，為提升教育品質創造條件。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早前指出自《私框》實施以來，教學人員的教學和非教學工作量均得到顯著改善，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學年，幼兒、小學和中學教育階段教師的每周平均任教節數分別為二十點八節、十六點三節及十四點三節，較《私框》實施前一學年分別下降百分之十一、百分之九及百分之十四。

單從數據看，授課節數的確有所減少，但不少前線老師向本人反映，課堂以外其他非授課工作量大增，加上“教學科技化”及“疫情網課常態化”的轉變，工作負擔與壓力不斷加劇。再者，在沒有時間限制的網絡環境下，學校開設的各類工作群組及要求教師開設與家長的通訊群組，均會隨時收到各項工作指示、通知及查詢，令不少教師長期處於工作狀態。

雖然當局已於《學校運作指南》當中加入《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指引》，建議透過“共同協定”及“相互體諒”等原則展開協商，但由於相關內容並無強制性，前線教師在實際執行當中仍是處於被動位置。

除了長期超時、超量工作的問題，部分非特教範疇教師在課堂工作中要兼顧特殊教育內容，亦是加重其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社會工作局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資料顯示，本澳特教學生人數每年上升，當中融合生人數在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學年增加了二百三十六人，總數共二千零三十一人。另外，全澳七十八所學校當中，只有四十七所實施融合教育，即使當局曾表示已為融合教育開展“巡迴支援服務計劃”，但在相關學校的日常教學中，前線教師仍要兼顧特教的教學責任，對專業性及能力要求較高的特殊教育來說，倘學校只採取一般的教育模式，無疑進一步加重相關學校及前線教師的壓力，同時對學生學習造成影響。

為此，本人提出兩點意見及建議如下：

一、隨着即時通訊軟件的普及使用，不少教學人員早已處於正常但不合理的長期工作狀態，受疫情影響，教學模式進一步改變，有關問題越趨嚴重。《私框》實施將近十年，建議當局廣泛聽取包括前線教師在內各持份者的意見與訴求，盡快對相關法律作出修訂，並透過落實具體措施，保障教師合理作息權益，從而落實提升教學質量的目標。

二、融合生在身體或情緒方面可能面對各自不同的情況，在接受教學方面會有不同需求。建議當局加大資源投入，擴大特教師資隊伍，提升教學質素，為有特教需要的學生提供更適切的支援；同時，推動更多學校提升參與融合教育意願，減輕相關前線教學人員的壓力負擔。

最後，本人必須強調，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教師是傳承知識及正確觀念的使者，將自身所學授予學生，為推動社會持續發展和進步，肩負着重要的責任與使命。而教青局作為統籌、協調、執行及評估本澳教育政策的職能部門，必須加大力度支援教師面臨的各種困難，同時創設有利條件，讓教師有更多時間投入到培育人才的工作當中，真正貫徹“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施政方針。